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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這是一組來自基層的聲音。在“走轉改”活動中，科技日報組織記者小分隊深入科研工作一線，專門就科技體制改革的話題進行調研采訪。很幸運，能有這樣一批科學家愿意向我們敞開心扉，和我們促膝深談。
　　我國的科技體制經過多年的探索和改革，仍存一些讓人詬病的問題，比如，科技資源分散、效率不高、協(xié)同不夠，等等。我們——科學家和媒體的愿望是共同的，愿意竭力推動科技體制走向更加科學的方向。這組報道呈現(xiàn)的，既有一線科研人員的切身感受和真實訴求，也有深刻而務實的見解。相信傾聽這樣的聲音，必將有益于科技體制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
　　科技日報從資源共享、科研立項、經費使用、項目驗收和科研評價五個方面推出了一組系列報道分別作深入探討。

　　在近日舉行的一次以“空間技術對重大自然災害機理的研究和預測”為主題的香山科學會議上，很多專家感慨：“自然災害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關聯(lián)性，但我們現(xiàn)在的研究都在各自為戰(zhàn)，尚未形成災害研究、預測和防治的系統(tǒng)運作機制。”
　　這樣的現(xiàn)象，似乎不獨某一個科研領域。一個大氣研究項目因各課題組之間互不通氣，集成成果被別國“坐享其成”；健康長壽研究因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不相往來，跨學科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互不通氣”在現(xiàn)今的科研活動和項目管理中幾成風氣。
　　中國的科研領域，難道患上了“自閉癥”？

　　6<1的啟示：小作坊對抗不了大合作

　　“小作坊生產的觀念嚴重阻礙了科研創(chuàng)新。”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國雄給科技日報記者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10年前，多個部委在大氣領域支持了6個大型的有關大氣的場地觀測項目。執(zhí)行期間每個項目內部可以共享觀測數(shù)據(jù)等成果，但6個項目之間人員卻是不相往來，不能享用其它項目的觀測數(shù)據(jù)。
　　當時，有一個國家通過提供裝備和人員參與了全部項目，因而掌握了6個項目的資料成果。項目剛結題不久，吳國雄參加國際會議，那6個項目的“集成”竟成了該國一位專家報告中大項目成果的一部分，對中國的主持單位只字未提。
　　吳國雄當場站起來，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中國科學家主持的研究項目的成果。”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是我們互不通氣，讓人家“坐收漁利”的。
　　“這件事值得科技界好好反思，小作坊對抗不了大生產、大合作，”吳國雄說，有些單位之間戒備心很強，互相保密，互相封鎖，認為“人和資料都是自己的，私有的”，本位主義、“肥水不流外人田”等傳統(tǒng)狹隘思想在科研領域普遍存在。
　　“不僅是單位之間，小圈子內也很難共享。”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信息工程博士生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在他們學校，不僅不同學院，甚至一個學院的不同實驗室都很少交流，連隔壁房間的論文答辯內容，都很難“探聽”到信息。他現(xiàn)在養(yǎng)成了習慣：若想獲取學術資料盡量聯(lián)系國外專家。因為國外專家一般有過半的人會回復，有人還非常高興自己的研究被人關注，樂意與其交流溝通。而如果聯(lián)系國內專家，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在歐美，用納稅人的錢做的東西，‘私有獨占’是違法的。”吳國雄上個世紀80年代出國去歐洲中期數(shù)值天氣預報中心工作，當時向外國同行請教問題，對方總是毫無保留、一一解答。他們會告訴你程序的計算方法，設備如何使用，查看哪些資料，會有多大誤差，可謂知無不言。
　　不到半年，吳國雄覺得“欠別人太多”，于是也主動將自己的成果與他人交流。這種頻繁碰撞、深入交流的文化氛圍，使他獲益匪淺。
　　一位科學家也向記者反映，自己向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索取數(shù)據(jù)比從國內容易得多。“美國公共財政支持的基礎研究課題、項目，只要不涉及保密，一般通過遞交申請等程序索要資料，甚至軟件、源代碼都能無償?shù)玫?，最多也就是交納復制費或刻光盤的費用。”

　　誰獨占資源和設備，誰就更有競爭優(yōu)勢？

　　那么，國內科學家和科研單位就不明白1+1>2的道理？誰都明白。
　　上述接受采訪的博士生分析說，外國人比較講究誠信，尊重知識產權，引用他人學術成果都會標注并經允許，而國內蔓延“拿來主義”風氣，抄襲與剽竊等時有發(fā)生。相互不信任，是造成隔膜與封閉的原因之一。
　　美國哈森阿爾法生物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韓健認為：“國內科學家的合作，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成果最大化。”
　　“大家誤認為獎勵科技創(chuàng)新最‘公平’的標準就是國際著名雜志上發(fā)表論文，所以大家都去爭第一作者了。”在韓健看來，牛人有資源（錢），但不一定有好思路；可是一般科學家怕自己的“好主意”被掠奪，有創(chuàng)新點子留著自己慢慢做。
　　即便合作，如何評價項目中各個團隊的貢獻和排名，也是難題。
　　“造成封閉的深層次原因是機制問題，即科技資助和利益分配的方式。”中國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說，很多科研院所過度依靠課題競爭獲得資助，所以只有通過封閉的手段才能夠獨享信息、經費等資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數(shù)據(jù)設備“私有化”，就會取得一定的競爭優(yōu)勢，說白了，就是爭取更多課題，獲得更多利益。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重大地質災害研究中心主任李德威教授還認為，當前的評價體系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科研活動的開放流通。他以復雜的地球系統(tǒng)和災害系統(tǒng)研究為例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由于這些重大交叉前沿領域通常存在非共識，風險極大，很難發(fā)表論文，更難獲得項目支持。于是，許多科學家愿意從事局部的精細研究，利用先進儀器設備測試大量的數(shù)據(jù)，支持公認的理論或模式。雖易于發(fā)表文章，但難以出重大創(chuàng)新成果。”
　　“除了利益分配和知識產權歸屬存在矛盾，高校院所的人員考核上，以論文發(fā)表和爭取課題項目為導向的評價機制，也造成教學科研人員只愿當‘主角’，不愿當‘配角’。”一位科技管理人員分析說，而各管理單位難以擺脫部門利益，往往注重本系統(tǒng)獲得多少資源，對本單位人員參與系統(tǒng)之外的“大兵團作戰(zhàn)”激勵不夠。

　　跨學科橫向合作，更是難上加難？

　　“國內的所謂合作都是同行之間的‘資源分享’。”在韓健看來，真正意義上的科研合作，合作方不是隸屬，更不是給予的關系，而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合作雙方都有對方需要而自己又沒有的“絕活兒”。所以開創(chuàng)性的合作通常是跨領域，跨專業(yè)的。
　　然而，在跨領域跨學科的交叉合作更是難上加難。
　　“目前我國災害研究、監(jiān)測、預測和防治還沒有形成一體化的系統(tǒng)運作機制。”李德威以他正在研究的災害鏈舉例：“為什么強震前人們普遍感到悶熱，震后伴有降雨或降雪？說明地氣耦合，災害關聯(lián)。”
　　李德威說，其實，各種自然災害之間都是密切相關的，地球災害系統(tǒng)是時、空、物、力有機組合的開放巨系統(tǒng)，自然災害是開放地球系統(tǒng)中能量異常積累和突然釋放的結果。由于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各種自然災害的時空關系、物質關系和能量交換關系，至今仍沒有取得公認的重大的理論突破，也就難以有效地開展預測預報和防災減災。
　　“一個災種的監(jiān)測和預防可能會涉及地質、氣象、航天、海洋、地震、水文等十幾個部門，而目前部門分割性強，缺乏統(tǒng)籌協(xié)調和信息共享。”李德威說，開展長期穩(wěn)定的綜合研究和協(xié)同創(chuàng)新尤為重要。
　　我國環(huán)境氣候對健康影響的研究亦是如此。曾在美國加州大學做環(huán)境健康影響博士后的西北民族大學西部環(huán)境健康研究所所長于國偉教授告訴記者，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已廣泛應用于農業(yè)以及傳染病流行趨勢預測等多個領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科學研究中心基于環(huán)境氣候的監(jiān)測也開展了許多環(huán)境健康問題的研究。而我國在促進地理學、公共衛(wèi)生學、流行病學等相關學科的交叉研究方面還較薄弱，環(huán)境和衛(wèi)生等部門缺乏交流與合作。
　　自然科學內部的合作尚且如此，更別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跨學科合作了。
　　老齡健康研究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一個典型的跨學科交叉領域，但中國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卻難以進行實質性的親密合作。
　　“由于受到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分離的管理體制局限，我國在這一可望較快見效的健康民生前沿研究領域仍然十分薄弱，與國家和社會重大需求極不適應。”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曾毅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進行跨學科交叉合作是國際老齡健康研究的主流。但我國相關研究還處在比較分割、分散的狀態(tài)，跨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

　　打破封閉需要一套“組合拳”

　　“解決封閉有個方法，那就是讓所有承擔財政資助課題的機構、全額撥款的事業(yè)單位將用于科技研究的公共財物和項目，在不泄密的情況下，信息公開。”王元說，如將大學、研究院所購買使用的大型公共設備實際運行/服務的小時數(shù)對外公開，國家科技計劃公布課題承擔者，預決算和結題成果在網上“曬一曬”。
　　記者了解到，為解決這一問題，在主體科技計劃管理辦法的修訂中，特別強調信息公開并使其制度化，規(guī)定：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實施必須進行立項公告和結題公告；同時實行公示制度，在遵守國家保密規(guī)定的前提下，對項目立項、中期評估和結題驗收結果等進行公示，接受社會監(jiān)督。此外，還將進一步強化國家科技計劃管理信息系統(tǒng)建設，建立科技資源匯交機制，促進科技資源社會共享。
　　其實，我國已經著手建立科研設施和科研信息社會共享機制。目前，由研究實驗基地和大型科學儀器設備、自然科技資源共享、科學數(shù)據(jù)、科技文獻、成果轉化公共服務和網絡科技環(huán)境等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已初步搭建完成；初步形成了科技資源整合共享的網絡體系，全國大型科學儀器設備協(xié)作共用網已經開通，實現(xiàn)了“全國、區(qū)域、省市區(qū)”三級整合共享。
　　“但是，不能否認，在現(xiàn)有科技基礎條件資源開發(fā)利用方面，我國科技資源信息利用率仍然較低，大量寶貴的科技資源信息尚沒有發(fā)揮應有的服務價值，科技資源的深度數(shù)據(jù)挖掘和綜合利用有待進一步加強。”中國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玄兆輝認為，一個項目或平臺，研究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特點，很多人認為基礎研究產生成果就是出版?zhèn)€專著、發(fā)表數(shù)篇論文，這就是公開了，后期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和評價機制尚未建立。
　　“很多國家科技項目在立項之初就簽訂承諾書，規(guī)定結束后都是要求資料共享公開。但是誰來管理這些信息？誰來對資料進行質量控制和加工？”吳國雄認為，有些具體的措施尚未到位，也沒有落到實處。比如，國外NASA的資料就有專人搜集、分類、整理建庫。我國應該在建立條件平臺之后，加強后期管理和評估，并進行專門的研究。
　　“當然，開放共享本身有難度。一般情況下，企業(yè)對涉及保密、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技術，本能有壟斷傾向。” 但玄兆輝認為，用公共財政支持的高校，研究院所應該以各種方式開放，為社會分享。政府應該起推動作用，如對采購儀器設備進行財政資金投入，前期用約束性條件引導項目立項方向，后期通過以獎代補、后補助等方式鼓勵開放共享。通過多方面的政策促進，形成多種方式進行考核的“組合拳”。記者獲悉，科技部正在醞釀對試驗驗證或共享平臺進行認證、評估、補貼，依據(jù)平臺提供服務的數(shù)量和水平進行評價，并給予長期穩(wěn)定的支持，鼓勵平臺對外提供服務，加大開放共享，提高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
　　“合作不是因為無私，而是因為共贏。”韓健說，合作就要去有目的地編織一個價值體系，并讓這個體系成為整個健康行業(yè)價值鏈中間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自己又能在這個體系中占有一個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實踐將證明，越是開放的地方也越容易形成合作。